2025年10月，钱岳的新书出版之时，恰逢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她刚刚通过评审，晋升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正教授。从读博算起，“85后”的钱岳已经在学术圈“摸爬滚打”15年。

她的新书《进入学术圈》在出版不久后，登上当当网新书热卖榜社科类第一名。这并非一本呆板、充满说教的工具书，而是她真实的“成长日记”。她强调自己不是最具学术天赋的人，也不是特别聪明，但想真诚地以第一人称吐露自己踩过的坑、流过的泪。

“我深知自己拖延写作的典型做法：我会骗自己说，文献还没看完，我还没准备好开始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写东西像挤牙膏。”“我把所有的心血都放进去了，还被审稿人批得体无完肤。”“在读博阶段，我做过挺多不成熟的事情。”“我申请了70多份工作。”翻开这本书，学术界的同行仿佛能通过一面镜子看到自己。

那么，钱岳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地留在学术圈？正如她在书中写到，科研“匠心创造”的过程让她如痴如醉，与合作者携手解决问题也让她有了勇闯学术界的胆识和智慧——合作者正是她所看重的，也是她认为学术界的一个特有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

在书中，她将自己从学术小白一路“打怪升级”成长为博导的故事娓娓道来。现实中，她仍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答案。日前，钱岳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与其说“圈子”，不如说“学术共同体”

“网上很多人说，‘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但是，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去搭一个不草台的班子，然后一起做1+1>2的事情。我的合作者让我有了勇闯学术界的胆识和智慧。”

钱岳《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名为《进入学术圈》，你如何看待所谓的“圈子文化”？

钱岳：

与其说是圈子，不如说community，即学术共同体。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所在的学术共同体，有他们给我无私的支持。与其把学术圈想成一个需要拉帮结派的地方，不如思考我们怎样在学术圈里找到真正喜欢的、合得来的，能够一起成长进步并且相互信任的朋友。

我在国外做教授，国外也有学术圈，表现形式可能与国内不同，但同样存在靠推荐和口口相传获取学术资源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情况。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好与不好的地方。我自己比较喜欢学术界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拥有的自主性还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选自己想做什么样的研究、什么主题的研究，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招不招学生、招什么样的学生……让我们的自主性最大化地发挥作用，可能对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好处。

《中国科学报》：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迎接下一代年轻学者？

钱岳：

学术界接下来的几十年会如何发展，需要整个学术界共同思考。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社会变迁，如今高等教育也处于一个反思未来发展方向的时机。我希望资深学者能够给予年轻学者更多支持，传递知识和经验。同时，整个学术界需要思考如何在科研经费减少、终身教职职位稀缺等情况下为年轻学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此外，现在的学生更有想法，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些学生明确表示不想读博或选择回国工作，这种坚定的自我认知让我感到佩服。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不赞同“科研逃兵”这个形容？

钱岳：

离开学术界或继续做学术都是个人选择，选择离开的人不应被定义为“逃兵”。在当前学术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年轻人选择离开学术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没有说哪一个选择一定比另外一个选择更好。只有自己才能做出最适合的决定，就有点像鞋子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自我和解，打怪升级，自赋意义

“我是个心态特别不好的人，但是，工作的第三年，我的心态竟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渐渐想开了：我属于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即使几年后没评上终身教职，以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得很好。”

钱岳《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科研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你如何应对在没有获得最终成果，如发表论文或获得终身教职前的焦虑？

钱岳：

享受科研过程本身很重要。如果对研究领域感兴趣，这个过程就没有那么难熬。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具体来说，将大任务分解为小任务各个击破，设定阶段性目标，也非常重要。

李银河在与鲁豫对谈时讲到，人生很多时候需要自赋意义，而不是依赖外部认可。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的存在和所做之事可能显得渺小，但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念感并认为它有意义。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说，你现在就是这个领域对这个话题了解得最清楚的人。在科研领域，这种信念感尤为重要。

《中国科学报》：所以随着经验不断积累，学术之路会更轻松吗？

钱岳：

我想并不会。环境在变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的角色一旦增多，投入到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会更有限。做好科研从来都不简单，需要不断推动知识的边界。挑战永远存在，但随着经验增加，会更有信心克服困难。

读博无疑是一个自我和解和打怪升级的过程，其间能够培养可转移技能和非认知能力，如坚持和反思能力。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想通，即使最终未达到预期目标，过程中所有的努力也会带来自我赋能和成长，一定不会白费。

《中国科学报》：处于科研初期的人会好奇，“想通”与“升级”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钱岳：

不同人生阶段遇到的挑战不同，可能是被生活逼迫，也可能是通过时间积累和自我反思。化解困惑的方式需要自己寻找。

我有时通过听播客、读哲学书获得外部启发。当时听着可能像留不下什么印象的白噪声，但是当真正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会突然开窍，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在学生眼中非常淡定，但我会跟他们说，你讲的东西我以前也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也非常苦恼焦虑，但是等你经历了就会发现，一切都会过去的。

《中国科学报》：你微信的签名是：“把时间浪费在快乐的事情上”。纯粹的科研是否是你快乐的事情之一？

钱岳：

写作是我工作中喜欢的一部分。我不写作的时候可能会很焦虑，脑子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包括今天晚上吃什么、以后会不会地震。写作让我进入心流状态，真的会让我忘记时间。工作中能专注于喜欢的事物是非常珍贵的。

年轻时我们能将更多时间用于科研，但随着资历增长，行政和指导学生等工作可能占据更多时间，生活中的责任和身体机能也会变化，心态和职业规划也会变。但拥抱变化并接受不同阶段的喜好和目标是一件好事，不同阶段都可以找到新的职业轨迹和快乐，走一步看一步也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中坦言，你读博初期听不懂同学讨论，在读文献时抓不住要点，还写下“灵魂叩问书”问苍天自己该怎么办。可以分享你在学生时期的一个低谷时刻吗？

钱岳：

刚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士时，我英语不算特别好。每周的理论课要读几百页文献，我记得自己完全读不懂康德，甚至读中文翻译也理解不了。那时压力特别特别大，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和马克思对话。

后来我意识到，我不需要读懂所有东西，我可以选择与自己有共鸣的理论进行研究和与之对话。在理论课上，我基于社会生物学和社会进化理论撰写了我的课程期末论文。最后我不仅顺利完成了课程要求和期末论文，还用这篇论文里的想法申请到了去斯坦福大学参加科研工作坊的机会。

《中国科学报》：从博士生成长为博士生导师的过程中，你是否曾有过困惑或紧张？

钱岳：

过去都是和比自己更有经验的人合作，第一次跟学生合作确实是忐忑的。我真正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是带着学生一起发论文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这种互相成长是非常美好的。

《中国科学报》：在完成这样一本“赤裸裸”的成长日记的过程中，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钱岳：

我大概2015年起在公众号“缪斯夫人”上写一些我喜欢的研究，慢慢也分享一些自己做学术遇到的问题和心得。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编辑看到了，就邀请我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

之前我写公众号时，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正面反馈。有一位学者曾告诉我，她将我的文章打印出来贴在写字台前，每次写不出来（论文）的时候就看一看，激励自己。这样的反馈也让我觉得，分享是有价值的。

但写这本书时，我还是感到诚惶诚恐，觉得自己还没有到广泛分享经验的阶段，好像还不够资格。写这本书并不是想表达我优秀，而是因为我确实犯过很多错误，走过很多弯路。我自己平时是一个比较喜欢反思的人，而且我也很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一些反思写下来，为那些不知道学术界规则的人提供一些指南。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读者在阅读你的故事与经验分享后，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吗？

钱岳：

该如何定义弯路呢？我觉得学术界也不是一条直路，犯过的错误本身也是自己成长的过程。

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叫hidden curriculum，即隐藏规则。比如我是家里第一代博士生，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在这个系统里生存。从本科到当大学教授，我一直在边生活边学习。我一直愿意跟师弟师妹、学生交流，写书也相当于跟读者交流想法。

这几年在网上看到一些老师说，很多学生在开始读博时并不知道读博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付出。有一些学生开始读博后，可能觉得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甚至变得抑郁。我希望至少用我的经历，还有我见证的一些事，给大家呈现读博和做“青椒”的模样。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出版后，你收到了哪些反馈？

钱岳：

微博上一位网友留言说，她跟我处于差不多的学术阶段，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想跟我隔空high five（击掌）。还有一位博士毕业的女生说，她把我书里有关读博对我人生的改变的一段话放到了她的博士论文致谢里。还有一位本科生对我写的科研工作者如何参与大众科普的部分非常感兴趣。

其实这本书的读者群比学术圈更广。学术圈的人可能更关注写论文或应对同行评审的建议，而非学术圈的人可能会对工作和生活平衡、时间管理的部分有共鸣。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人生阶段和生活经历从中获得不同的启发。编辑形容这是一本“充电宝”小书。

我想说，人生不仅限于工作。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其他方面也会变得重要。我很喜欢编辑在书脊处写的一句话：“在学术中找到位置，在生活中找到自己。”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从博士到教授“摸爬滚打”15年，她认为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从博士到教授的15年，她认为学术界有个特别的优势—新闻—科学网

作者：叶满山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6/3/4 8:57:09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他为重离子束流纪录烙上“中国印”   孙良亭 叶满山/摄 ■本报记者 叶满山 2011年，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的一场庆祝会上，科研人员举杯欢庆高电荷态铀束流突破300微安的里程碑，实验室负责人感慨这是“多年梦寐以求的结果”。作为实验参与成员，孙良亭站在人群中，既为参与这项科研突破而激动不已，也在心中埋下一个执念——有朝一日，要在自己的国家主导创造新的纪录。 十几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所）的超导离子源测试平台上，重离子束流测试正在进行。研究员孙良亭紧盯着屏幕，跳动的束流数字最终定格在500多微安。这一数值将伯克利实验室保持的世界纪录提升了75%，标志着我国在重离子物理领域实现了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更为核裂变能和同位素抢占科技制高点专项提供了关键“源头”技术支撑。 今年1月，孙良亭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称号。 当旁观者不如当参与者 束流强度的飞跃，根源在于核心装备的自主创新。作为重离子加速器的“心脏”，离子源的性能直接决定了束流的品质与强度。 在核物理研究中，离子源可产生强流弹核离子，为探索物质微观结构提供关键手段；在医疗领域，离子源支撑着重离子放疗技术，助力实现癌症的精准治疗；在工业领域，离子注入技术能够显著提升材料性能，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行业；在国家安全领域，离子源所产生的强流离子束还可用于核废料处理、核检测等重要应用场景。 没有高性能的离子源，再精密的加速器也只是空壳。这是国际上始终将离子源技术视为战略核心之一，严格限制技术转移与合作的原因。 超导电子回旋共振（ECR）离子源技术代表着国际离子源技术的最高水平。然而，十多年前，我国高电荷态ECR离子源的部分核心技术仍长期依赖进口。 2012年，已在美国拥有稳定科研工作的孙良亭选择回国加入近代物理所团队，投身ECR离子源核心技术研发。“在海外做研究始终有种‘给别人打工’的感觉。与其做旁观者，不如做参与者。”孙良亭说，国内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装置等重大项目的推进，让他看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空间。 孙良亭的第一个目标是研制第一台全国产化的超导ECR离子源。可等待他的却是国内相关技术空白与国际技术封锁的双重困境。 彼时，国内加速器超导磁体技术基础薄弱，即便拿出全超导磁体的设计方案，也没有一家单位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和生产工艺；而在国际上，超导ECR离子源磁体核心技术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我国寻求合作更是难上加难。 “既然国内无法制造，就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哪怕多花点钱，也要深度参与研制过程，把核心技术学过来、握在自己手里。”孙良亭说。 可在对外发出邀请后，日本企业却以“无中国售后”为由直接拒绝投标，美国企业更是明确表示“无法与中国开展合作”，唯有曾经有过合作基础的德国公司愿意坐下来谈判。这一谈就是一年多。最终，对方开出“高价”，孙良亭咬牙答应。 然而，就在合作谈成的第二天，德国公司因内部问题面临解散，项目经理遗憾地通知孙良亭“后会无期”。孙良亭对那段绝望的经历记忆犹新。当时项目已启动半年，若停滞不前，就会错失国产化的最佳时机。 “没有后路，只能自己闯出一条路。”孙良亭团队把目光投向国内一家刚成立不久、位于西安的超导磁体技术公司。但对于ECR离子源所采用的复杂超导磁体，这家公司的团队成员全是“新兵”。 于是，双方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联合攻关。孙良亭全程参与设计、调试，带领团队反复打磨。为解决装配难题，他频繁往返兰州与西安之间，和团队连夜复盘、反复试验。即便是零基础，凭借着团队的齐心协力与对关键问题的精准把控，他们终于在2015年实现了ECR离子源超导磁体技术的国产化研制。 在“无人区”里啃下“硬骨头” 第一台全超导离子源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实现束流强度质的飞跃，必须攻克第四代超导离子源的核心技术——铌三锡超导磁体技术。这一技术是国际前沿，此前仅有极少数国外实验室掌握，且被严格禁止向我国转让。自2015年起，孙良亭团队不得不进入“无人区”自主探索，这一干就是整整10年。 铌三锡超导线圈的研制，从绕制开始就步步是坎。这种线圈并非简单的圆形缠绕，而是根据离子源磁场构型需求设计的异型结构，半米长的1/2尺寸样机线圈，光绕制成型就需要3个月，全尺寸近1米长的线圈耗费时间则更长。每一圈都要精准控制力度与间距，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后续的超导性能。 为了保证精度，科研人员常常坐在操作台前十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线材在绕线机上移动的每一厘米，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一天下来手腕僵硬、眼睛酸涩。 “单个线圈造价非常昂贵，做废一个就意味着上百万元的损失。”孙良亭说，绕制完成后，线圈还要送入高温炉中连续“烘烤”10天，其间需严格控制温度与时间，稍有闪失就会影响铌三锡相充分生成与最终超导性能的优劣。 绕制完成只是基础，装配环节更是堪比“在针尖上跳舞”。铌三锡合金经热处理后，硬度堪比陶瓷，韧性却像干面条，用手轻轻一弹就会断裂，而装配精度要求必须控制在10微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7。 那段时间，孙良亭带着团队天天泡在实验室，翻遍各类文献，通过一点点的线索整理与分析，与厂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逐步推进的研发策略。通过历时两年多的攻关，他们终于制备出第一个基本参数达到要求的铌三锡线圈。 线圈有了，性能如何检验？测试环节又遇到了“拦路虎”。当时，国内根本没有异型铌三锡超导线圈的测试手段，就连可参考的设备都没有。 团队最初尝试将线圈装配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工装里，放入液氦低温环境加电测试，结果线圈因电磁力不均匀膨胀，导线位移导致失超，实验测试失败。孙良亭没有气馁，他提出参考国际上的镜像结构思路，和团队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镜像结构测试系统，却被国外同行泼冷水：“这可不是随便能做成的。” 然而，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团队不信这个邪。在孙良亭的带领下，他们自主设计、加工、调试，搭建测试系统。为了让“镜像结构”正常运行，团队还自主开发了“液态膨胀预紧技术与工艺”，经过两年反复实验，批量化生产的金属压力囊承压能稳定运行至50兆帕。通过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终于在2019年，半尺寸“镜像测试结构”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高磁场测试了高场铌三锡六极线圈。 2020年，通过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应变测量技术”“压敏显像技术”“镜像测试结构”等测试分析技术与精确装配方法，团队实现了1/2长度样机的高精度装配。后续，团队又用了两年多时间，攻克了多线圈联合测试、高磁场运行测试等一系列难题，为第四代超导离子源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把擅长的事做到极致 通过十余年深耕，孙良亭回国时立下的目标均已圆满实现。他与团队的科研成果，早已走出实验室，成为支撑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力量。由团队研发的超导离子源新技术，已先后应用于“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HIAF）、中国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装置（CAFE2），以及新一代普惠型重离子治疗装置（SIMM）中，为国家核科学研究、民生医疗等领域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在离子源技术领域，孙良亭团队创造并保持了绝大部分高电荷态重离子束流强度的世界纪录。其中最令人振奋的便是将自然界最重元素铀的离子束流强度提升至500多微安——这一突破，让中国在该领域牢牢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获评“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后，孙良亭第一时间想到了恩师赵红卫。在他心中，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团队，也属于引导他走上科研之路、与他并肩作战的领路人。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红卫等先行者20余年的技术积累与创新突破，如今我国高电荷态ECR离子源技术才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近代物理所站在国内核科学研究的前沿，正面临如何全面满足核科学与应用的发展需要、如何通过创新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新挑战。 为了继续发扬近代物理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孙良亭不仅在技术上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更在人才培养上倾尽全力。项目实施中，他主导年轻人打头阵、练本领。在线圈绕制工艺优化过程中，年轻成员提出的“分段结构”方案曾引发争议，有人担心会增加成本与风险，孙良亭没有否定，而是组织团队进行模拟试验，最终证明该方案能有效提升线圈性能。在面对重大分歧时，孙良亭敢于拍板，“出了问题我来兜底”，也允许团队成员保留意见，后续再持续研讨。正是这种开放包容、允许年轻人试错的学术氛围，让团队始终保持创新活力。 孙良亭说，如今这支团队中年轻人是主力，“他们敢想敢干，是中国离子加速领域的未来”。而他这位“老研究员”则会坚守阵地，继续在离子加速器领域深耕，把擅长的事做到极致。 《中国科学报》(2026-03-04 第1版 要闻)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class="attachment-thumbnail size-thumbnail wp-post-image" alt="他为重离子束流纪录烙上“中国印”—新闻—科学网"/> 他为重离子束流纪录烙上“中国印”—新闻—科学网 2026-07-01 20:32 快压不住了!产地有煤矿突然涨价 2026-07-01 20:31 12345678910